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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军忆春晚黑色三分钟

发布时间:2011年12月26日 09:59 | 进入时尚论坛 | 来源:北京晚报 | 手机看视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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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作为一个连续主持了15台春晚的主持人,朱军有话要说。在他的《我的零点时刻》中披露了数年春晚台前幕后。 

我的零点时刻

    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人称做“事故多发时段”,在那个特殊时刻,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,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。本报选摘朱军回忆的2007年春晚“黑色三分钟”和2011年春晚“零点惊恐”。

    “事故多发时段”

    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人称做“事故多发时段”,在那个特殊时刻,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,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。事实上,几乎每年春晚的零点仪式都无法掐准钟点,而且随时会有突发事件,需要主持人视具体情况临场调整,因此春晚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“救场”。救场有两大法宝,一是要具备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,二是得准备应急补救预案。

    春晚直播和其他直播还有些差别。一般的电视直播,从录制到播出,可以有两三分钟的缓存期,若出现失误还有时间进行补救。春晚由于零点倒计时环节不容许一秒钟的误差,所以它是正负零秒的直播,一旦现场发生不测,难以补救,只能事先尽可能地做好预防措施。所以每次直播前的半小时、40分钟,我是坚决拒绝被打扰的。哪怕在人来人往的嘈杂环境中,我也要找一个角落面壁,摒除杂念,冥思。

    突发事件除了现场操作事故(比如停电、演职人员失误等)、自然灾害以外,另一种可能性来自现场的观众。春晚现场的观众来自社会各界,男女老少什么阶层都有,人员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。观众进入一号厅之前,需要通过安检,然而安检措施并非万无一失。虽然到目前为止,春晚尚未发生过安保突发事件,但是以前没发生并不代表未来不可能发生,况且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级舞台。主持人还是需要时时保持警醒,做好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。

    这些年我养成了一种习惯,每次直播前都会做好心理准备,设想某种情境:现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,自己该如何去应对?作为一名主持人,我的首要任务是让镜头跟着我离开,无论现场发生何种情况,我要迅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,始终让镜头对着我,腾出一定的时间,以便让具体的专业工作人员处理现场,直到现场恢复正常,继续直播。这个习惯的产生也许和以前所经历过的一些重要事件有关系。

    “黑色三分钟”

    2007年的春晚结束以后,我们六个主持人集体失眠。原因我不说,大家也都知道,那就是所谓“黑色三分钟”的乌龙事故。

    事过数年,直到今天,“黑色三分钟”还在不断地被人解读着。为了还原真相,使它不再被过度解读,在这里,我想说说自己亲历的“黑色三分钟”。

    事情原委是这样的。那年春晚由于前面的语言类节目超时,导演组临时决定把一个零点之前的节目调到零点以后,这样一来,上一首歌曲结束后,距离零点报时还空出三分多钟,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长的固定台词,还多出将近两分钟的空隙。总导演金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六人时,台上的歌曲已经进入尾声,我们每个人都绷着神经硬着头皮上台。我心里一直在打鼓,不知道事先的预案能不能撑足那两分多钟。

    我们的预案是上台以后,说完固定台词,我和周涛再一人念两份贺电,随后进入倒计时,这事就算带过。只是张泽群即兴添加的对联影响了预案的实施。泽群为了救场,自己拟了一副对联,上台之前向金越请示,金越心里没底,就没同意:“你别乱加,对联又不是咱们的强项。”泽群大概对那一副对联挺满意,没舍得丢,上台等刘芳菲说完一段,他接下去就说了那副对联。因为事先没有和我们沟通过,大家瞬间就蒙了,他也比较忐忑,不小心说错了,对联没对齐整,紧张的情绪顿时蔓延开来,于是,引发了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。

    我看看表,在边上跟周涛说:“时间来不及了,这个电报可能念不了,咱们就往下吧,进入正词。”此时李咏已经接过了泽群的话头,也是过于紧张,忘记控制时间了,不紧不慢地撑场。听着听着,周涛急了:“得进了,不进的话,那段正词都来不及了。”简单交流过后,我就把手里的电报揣进兜里,盯着表,觉得差不多了,就找了一个气口,调高音调切入,开讲那段事先准备好的台词:“亲爱的朋友们,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,一个崭新的春天即将到来!”看我起了头,大家随即也进入了预设的台词轨道,每人一句走了一轮,等刘芳菲说完她自己的半句主持词,就又轮到李咏接话。可能是之前意外太多,李咏晃了一下神,台上出现了瞬间的停滞,时间很短促,但直播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。这时候周涛又主动添加了一段台词,还未说完,李咏又接着她的话往下说,话赶话,很不幸没赶上,就这样,一下子就乱了。

    随后李咏试图补救,又即兴发挥了一段,开始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拜年。这时候离零点报时还有13秒钟,我盯着表,眼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过,感觉浑身血液都涌上了脑袋。金越当时站在观众席边上的二号机旁,和我面对面,他不能冲上来帮忙,只能干着急。我看了眼金越,又扫一眼表,示意他回头看时间,此刻离倒计时只剩下11秒钟。金越回过头,伸手一指我,那指令明确,我想再不切入,连10秒钟都没了。在这个十万火急的关口,我猛然提高了声调,打断了所有人的话: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一个崭新的春天已经来临,在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华民族——和顺和美,国泰民安!”

    赶了两秒,“十九八,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,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!以上就是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的始末。

    下来以后,所有的人都特别沮丧,一个那么关键的点上出了这么个纰漏,谁也不吭声,闷头坐着。当时正在直播,节目还得继续,总导演和台领导也不好说什么。我稍微缓了一下神,站起来,冲他们五个挥挥手:“行了行了,整理一下情绪,下面还有四十来分钟呢。有什么事等直播结束以后再说,先把后半截干完了。”等把最后的45分钟节目主持完,大家再也没心情闲聊,一言不发各自回家。结果第二天起床,就看到满社会对“黑色三分钟”的议论,满眼看到的新闻都变成了我和李咏打架,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俩在后台大打出手的全过程。

    正月十三彩排元宵晚会,制造“黑色三分钟”的主持人们又碰面了。我上去先跟李咏握手,一握手我们两个就乐了。李咏说:“咱俩得拥抱一下。”我问:“怎么了?”他一脸苦笑:“要不然说咱们打起来了。”我一想也是,就朝他张开手臂:“来,拥抱一下。”拥抱完我又忍不住笑,“这样人家更得说咱俩打起来了,俩人怎么过完年回来还拥抱?显然又和解了。”

    那次事故在当时可算是扎在每个人心里的一根刺。时间过去那么久,现在我们也都能够坦然面对了。我之所以重述这段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,是想澄清一些事实,它并非如外界所言,是我们几个主持人之间互相拆台、人为抢词造成的。当时大家都在想办法补台,都怀着一份责任心和善意,但是由于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,相互没有配合好,再加上在那个关口上过度紧张,所以接连造成了口误,导致了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。

    也是从那一年以后,导演下了明确指令:“上去无论发生任何情况,一切交给朱军一个人。”

    华丽的恐慌

    2011年春晚,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。当我和五位同事周涛、李咏、董卿、张泽群、朱迅把既定主持词说完后,离零点倒计时还有整整1分20秒。耳麦中响起了总导演的补台命令,就像是赛场上的发令枪,我来不及思考,更不容迟疑,迅速调整,进入战斗,在开口说话的同时,我甚至还看了一下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焦利台长,从他坐姿的变换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场的紧张。似乎仰仗一种职业本能,现场的一切瞬间转换为奇妙的力量,打开了我的思路。1分20秒之后,新年钟声零误差敲响。到了后台,我得到了导演和同事“太棒了”的称许,自己当时也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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