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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管家再入新贵府邸

发布时间:2011年06月01日 11:11 | 进入时尚论坛 | 来源:智族GQ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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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10年版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里,严格地将“管家”(butler)这个词的含义限制为在餐桌边提供服务、负责来客的安全。但随着英国的殖民传统的扩张,人们倾向于将英式管家体现出的谨慎、镇定、忠诚和保守的帝国文明联系在一起。英国电影《高斯福德庄园》和《去日留痕》均可以算是管家这个群体的立碑之作——《高斯福德庄园》中,一位服务了近三十年的女管家的话可谓一语中的:“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饿,准备好饭食;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累,床就整理好。我是最好的仆人,我没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
随着新式生活的兴起,管家一职也逐渐走俏

  在老式的贵族生活被横扫一切的现代性冲击之后,高级管家这个职业又重新与新富阶层结盟。据国际职业管家协会(The international guild of professional butlers)在2004年的统计,全世界约有5万名高级管家,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当中,这当然也与这个职业的优厚待遇密不可分——根据澳大利亚管家学校(Australian Butlers School)提供的数据,在欧美服务的高级管家年收入一般可达到45000英镑。

    较高的薪酬、潜在的旅行机会、充满无穷细节的现代家务管理,都是这个少为人知的职业的魅力所在。除了具备传统管家的照顾起居饮食、打理环境等功能外,一个顶级的现代管家还应是一个家庭的财务官、保镖、厨师、贴身仆人,他(她)可能刚刚料理完草坪上的烤肉架,转身又要去教会女主人怎么去开喷气式小飞机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,这个群体也摆脱了原先终身的附属特性,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和平等意识。我们也可以说,真正传统的英式管家已经随着一个时代的没落而消失、更准确地说是自我转化——他们将老式的“忠诚”转换为“专业的”服务,让自己享受更多流动性和自由。

    同样,在中国,趋于集中的财富让人际关系发生了位移,膨胀的物质和外界繁琐的事务,让个人常常无暇关注家庭这块私人领域的维护和更新。因此可以说,管家是个人在私人领域的“工作伙伴”——他们让家庭高效、整理、理想地运转,并用礼仪和规范填补物质带来的人际空疏感。

    GQ采访了三位高级管家,英国人Hugh是典型的英式现代管家,他热爱自由和未知,又表现出可贵的忠诚;思南路公馆的Wendy代表了酒店服务的理想氛围;年轻管家范常旭的紧张状态,也从侧面反映了新富家庭对这个职业的顾虑和接受程度。我们呈现了他们的劳动和职业习惯,也借此可以了解,处在上升中的阶层对生活隐形的要求和设想。

英式管家有其特有的绅士古典范

  (一)

    在我还没意识到要和他握手之前,管家Hugh的大手已经有力地伸过来,英国口音中气十足,和他的明亮肤色一起,与周围上海话的绵软、颓靡区分开来。他穿着一套笔挺的炭灰色西装,白色的口袋方巾和内衬的白衬衫显得呼应、妥帖,打着一条朴素的纯蓝色领带,手腕处两枚银色袖扣顽固地暗示着老牌帝国的绅士礼仪。

    他飞快地关掉了自己的iPhone 4,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切断了自己和这栋22层的大建筑的关系,顺手将一枚精致的仿古钥匙收进自己的口袋。那枚铜制的钥匙通向22层,也是这栋楼的主人林明珠(Pearl Lam)的私人卧室,而她设在18楼的派对是上海精英们的新传统中,坚不可摧的一环。

    一年里,除去和那位“总是在飞”的女主人飞去伦敦的五六次,Hugh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会留守在上海。“除了等待,就是等待。”他说。Miss Lam不是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,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。而当得知她每次要回来,Hugh就知道自己为派对忙碌的日子来到了。

    只需要24个小时,Hugh就能变出一场大的派对,当然前提是他有过20年的餐饮服务经历,在澳洲的管家学校里接受过培训,并在三个大洲的不同的家庭里服务过。去年夏天,经朋友Jacqueline 介绍他与林明珠认识(Jacqueline 在伦敦举办一所叫Sheila的儿童学校,是林明珠的朋友)。但在见到Miss Lam之前,他就从网上见过她在上海的家,她的艺术品、高级派对,以及那张可以容纳60人同时进餐的餐桌。

    “坦白讲,60人对我太多了,对我而言,54人是最好的!” 我还没来得及细问“54”这个数字的确切来源,他马上沉浸在对派对场面的回忆中:他会提前安排两位助手去市场购买食物,和Miss Lam的私人助理确认当晚赴宴的人数,然后从专门的宴会服务机构(同时也服务于四季酒店)请来二十多位助手,他要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简单——一手托一只盘子,从厨房走到客人身后,整齐划一地将盘子分别放到左右两位宾客的面前,撤盘的时候也要做到手部动作一致。看着这些身着白色制服的助手们再列队整齐地离开,这就是他要的秩序感,为此他不惜在派对的预算里列出这项开支。每一样东西都要有预算,当然,Miss Lam的预算总是很优渥的。

    在客人们到达时,他已守在门口,用略显铿锵的英文迎接来自欧洲王室、美洲艺术基金会或各国演艺圈的名人们,他也会极妥帖地帮助女士更换下身上的大衣,放到衣帽间。在异国的城市,他很享受每一位客人的谈吐,也尽自己的肤色和语言的优势,满足这国际化的派对对服务的挑剔。他很确信,根据他在伦敦的高级餐厅里十几年的经历,他能读懂每位客人的表情——素食主义者面对盘子里的猪肉汤时,常常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,而他一定会在他们的“Excuse me”出口之前,就已经暗示仆从换上一道素菜汤。

    十年前,他还在伦敦的高级餐厅里担任经理,无论多么人满为患,他总是坚持在客人进门和离开时,在门口和他们问好。在他从小生活的苏格兰小镇,人们见面时也总是热情地打招呼,他很早就习惯了用礼仪和温情装饰的生活。

    他也曾经去唐宁街的首相府邸,担任晚宴的侍应生,虽然托尼?6?1布莱尔向他大方地伸出手说“你好,我是托尼”时,他还是和所有本分又自知的英国人一样,用正确的尊称称呼了首相。他的家人都为他的这些经历(包括去滚石乐成员Mick  Jagger家里服务)感到自豪。英国版GQ的年度派对上,他也在忙碌中观察那些流光溢彩的公众人物,但他无意复述更多,“第二天,我仍然是带着平常心去服务那些不著名的客人,我喜欢服务别人的感觉。而且英国的派对的阶层差距,越来越小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