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奢侈品代工厂的自杀女工

发布时间:2011年05月31日 11:17 | 进入时尚论坛 | 来源:CNTV时尚论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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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很少有人能想起,像GUCCI手提包这类昂贵商品,与中国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。也很少有人想到,曾经给这类名牌包的皮料镶过多彩油边的中国女工彭水银,最终会因生活困窘自杀。

     

    为国际品牌代工的中国工厂里,大多数是年轻女工。像彭水银这样的第一代打工女,因年龄增加、精力下降,在工厂里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。

    东莞女工彭水银的工作,是日复一日地为GUCCI这样的名牌包上光擦油。但她和大多数中国女工一样,并不知道一个皮包的价格,可能早已超过她一年的工资。

    2011年5月14日,彭水银在东莞塘厦镇的星浩手袋厂宿舍五楼跳下,身上只揣着四张1元人民币、一部欠费的山寨手机、一把每月170元房租的小屋钥匙。这家工厂的业务之一是为Coach、Gucci、Diesel等国际奢侈品牌代工。

    无人目睹彭水银的死亡,只有隔壁五金厂的工人杜兴鹏,听到“嘭”的一声闷响。这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。

    也没有人知道她在死前那一刻的音容。她在自杀当天留下的最后一个身影,定格在工厂的监控录像里,她身着斜纹紫色上衣,走出大门。时间显示是2011年5月14日12时3分25秒。

    5分钟后,她自杀了。

    被遗弃者

    坠楼前的一段日子,彭水银在星浩手袋厂里陷入了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。她不再使用那部二百多元的手机,只用公用电话与家人联系,她告诉家人这是为了节省话费。她与工友的关系也跌入冰点,不在食堂吃饭,每日独来独往。这是因为她有严重的口臭,她自认为躲避人群,是减少被人鄙夷的最好方式。

    44岁的年龄,也让她在工业区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中,显得格格不入。

    她留给工友的最后印象,也是一个孤独的身影。女工刘军舟回忆,5月14日早上8点,油边组5个人包括彭水银,被调往裁床组帮忙。分配好任务,彭水银就独自走到角落坐下来,低头开始干活。

    这天早晨的彭水银,如往常一样没人搭理。由于无法忍受她嘴里散发的气味,同组十多个人一年多前就不怎么和她说话。刘军舟记得,那天上午,曾经“像头黄牛一样干活”的彭水银,在那天显得有点心不在焉。干着活,她会忽然停下来,眼睛望向窗外,却不知在看什么。

    5月14中午12时零8分,穿着紫色T恤、灰色七分裤的彭水银,被发现死于星浩手袋厂2B宿舍楼下。她仰面向上,倒在宿舍墙角、工厂围墙、废弃油罐组成的狭窄空间里,鲜血滑进半米外的下水道,随着污水流向厂外。

    警方初步判定她为自杀。

    彭水银的丈夫、女儿、四个兄弟姐妹陆续赶来。家人回忆,以前一周只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的彭水银,在5月7日-12日,曾反常地每晚都用公用电话和他们联系。

    三妹彭玉玲回忆,电话里二姐彭水银很焦灼。她说“无法再与同事相处”,“她们取笑我,看不起我,怀疑我有乙肝”。

    彭水银也在电话中提及年纪大了,担心厂里随时可能会裁掉她,她害怕失去工作的日子。东莞是年轻女工的天下,她没法和她们争。据统计,像彭水银这样还在城市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目前有6046万人,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41.6%。他们体力渐弱,就业空间渐窄,养老保险微薄。他们对未来有着和彭水银一样的惶恐不安。

    彭水银在电话中向家人倾诉最多的,是口臭给她带来的麻烦。彭水银经常捂着嘴和工友说话,口臭让她自卑。从2010年3月开始,她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熬药,晚上九点半熬第二服药,直到零点才睡。草药是在菜市场买的,她叫不出名字,听人说“很管用”。

    彭水银以为,只要能治好口臭,就能抬起头说话。

    但现实给了她沉重一击:口臭并未好转,厂里开始谣传她有乙肝,同事见面就躲着她。生性要强的彭水银,还在买菜回家时与一名同事打起了架。两人互相拉扯、踢打,彭水银提着的豆角、黄瓜滚落了一地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我不能好好做人?”5月12日晚,彭水银在电话中哭着问三妹彭玉玲。“为什么没察觉呢?”彭玉玲至今懊悔,“她其实是在向我求救啊……”

    四弟彭泽志认为,工厂里的歧视、冷漠、对底层员工的忽视,是其跳楼的最大原因。星浩手袋厂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,只向其家人表示厂方并无任何过错。油边组的组长杨波则说,彭水银整天只干活,不说话,跳楼是因为“太敏感,太自尊”。

    穷困生活

    彭水银的女儿詹曼认为:“妈妈去打工,是一个不得不犯的错误。”

    彭水银出生于湖北黄冈炉火垸村。1991年,她和詹金文结婚后,从父辈这里分到的是九千多元的债务,以及一间用树干斜撑着的土屋。

    由于无钱还债,1997年,彭水银到东莞厚街镇的一家绣花厂打工。那时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元。2003年,她进了茶山镇一家手袋厂,月工资涨到1000元。丈夫詹金文在附近一家纸盒厂做保安,每月800元工资。那时他们省吃俭用,目标是还债。

    4年后,他们积攒了一万多元,回家还了债,盖了房。6年后,彭水银进入东莞塘厦镇的星浩手袋厂,月工资涨到近2000元;同年,她把女儿送进中专,去读“听起来很高级”的电子商务物流。

    好日子在2010年春节戛然而止,丈夫詹金文骑车时被一辆面包车撞倒,再也提不起20斤重的米袋,也不能再做靠身体吃饭的保安。家里的欠债,又多了两万。

    全部的家庭压力落在了彭水银的身上。独力担起一家生计,虽然工厂里有太多的歧视与冷漠,她也认为“工厂对她十分重要”。

    18岁的女儿詹曼觉得母亲太苦,辍学到东莞打工。彭水银十分失落,却没有阻拦。母女俩一起租房住了下来。

    詹曼记得,每晚11时回到出租小屋,母亲会一边煎治口臭的药,一边抬头叹气。

    有几个深夜,詹曼被母亲的哭声惊醒。只见母亲背对着她抽泣,声音很小。她问妈妈“怎么了”,彭水银从来不回答。母女俩沉默在黑暗里。

    喝药是种抗争

    一年多里,这对母女就像被生活滚轮所收放的风筝:每天早晨8时进厂干活,深夜返回那间10平方米的出租屋。

    这间小屋月租170元,只摆得下一张1.2米的床,两人得侧身而卧。用塑料桶支上地板砖,便是桌子;两个廉价旅行箱,一个是衣柜,一个是储物柜。

    四方拥堵中,彭水银极力维持着仅有的尊严。她花了七百多块钱买了部手机,不想让女儿在厂里被人瞧不起。她只吃蔬菜,但每个周末都会买点肉,做女儿爱吃的芹菜炒肉。母女俩去年打工攒下6000元,有5000元为父亲的伤病还债。

    生活愈艰难,彭水银的自尊心就愈敏感。2010年2月,同在东莞打工的弟弟彭泽志希望彭水银到自己那儿住上几天。当他提到这是因为房子“比较宽敞”,彭水银立即就拒绝了。

    彭水银也曾打电话给五妹彭冬梅,说有一天看见餐馆的剩菜,看周围没人就偷偷带走了,但随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。她呜咽着对五妹说:“我怎么能干这种事?”

    彭水银的性格逐渐变得敏感而怪异。工友刘军舟回忆,刚进厂时的彭水银精神很好,也愿意与人交往,但被很多人取笑过口臭后,她就变得封闭起来。

    女儿詹曼曾很难忍受屋子里终日散发的药味,劝妈妈别再熬药了。彭水银告诉她,自己忍得了药味,但忍不了“别人的看不起”。

    2011年2月,詹曼到了另一家工厂打工,与母亲分居。彭水银再次独自生活,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更加稀少、笨拙。她继续每天熬中药,喝药是她的抗争。

    彭水银坠楼当天,警方在她的出租屋里,仍发现了一碗没喝完的药汤。

    女工与奢侈品

    在星浩手袋厂的两年,油边组的彭水银,每日的工作是将皮料包裹上各种边油,让毛糙的皮料变得光滑。如做高档包,则可能要多次油边,这需要很好的耐心:上油,打磨,再上油,再打磨……

    彭水银从不知道所做的皮包有多昂贵。曾在星浩手袋厂工作的知情人士透露,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工厂,是苹果、索尼等知名品牌的电脑包生产商,同时也为Coach、Gucci、Diesel等国际奢侈品牌代工生产价值不菲的皮包。

    这些皮包会挂着数千到数万不等的价签,进入奢侈品专卖店,又或被某个一掷万金的大陆富人买回中国。而彭水银们每月工资2000元,挤在出租小屋,梦想早日返乡,却又深陷每日11小时的工作中无法逃离。

    奢侈品牌在中国加工,早已是公开秘密。2010年,经济观察报等媒体 曾 报 道 ,Prada、ColeHaan、Camper等上流社会流传的品牌,均由难以计数的中国工厂为其代工生产。然而,由于耻于提及产品的“中国身份”,它们不会被贴上“Made In China”的标签。一些厂商甚至拒绝承认曾在中国代工。

    很少有人能想起这些昂贵商品与中国女工之间的联系。也很少有人想到,每天给皮料镶上多彩油边的彭水银,最终会毫无尊严地死去。在她死后,星浩手袋厂管理人员向其家人表示,厂方与彭水银的自杀没有关系,也不可能支付“富士康那么天价的跳楼赔偿”。

    2011年5月21日,是彭水银的“头七”,早上9时30分,家人又来到坠楼处祭拜。

    彭水银的家人们从车间搬来一张半人高的铁床作为灵堂,排开7碗塑料饭盒盛的菜,点上香、蜡烛,烧上纸钱。

    7个工厂的保安,远远盯着这边,偶尔用对讲机汇报情况。祭拜完后,彭水银的家人慢慢走远。一个保安推着垃圾桶走到桌旁,将祭拜的7碗饭菜和香烛扔了进去。另一个保安低着头,漫不经心地将没烧完的纸钱踢进了下水道。